明朝末年的白银究竟哪里去了？

更新数据：万历六年河南与浙江夏税的折银率（最下面）

先说白银到底哪里去了，再说为什么不能流转到北京。

去向很明确：埋起来了

明代白银的地位界于货币和商品之间，其货币职能并不完善，白银更多是作为大宗货物与税收结算的支付手段来使用。其中一小部分被弄成碎银子，充当小额交易的货币替代品。但明代自始至终法定货币都是宝钞和铜钱，白银作官方货币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承认过。

明代由于受到元代纸币政策破产的影响，以及缺铜的天然限制，使得政府最终放弃了金融市场的管理。以至于明代一度退化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明初发行纸币，失败后改铸铜钱，然而由于铜矿缺乏和官方贸易，使得货币供应量难以维系，除了前期永乐朝铸币以外，其后就对货币发行撒手不管了。而此时作为货币替代品的金银就开始浮出水面，但由于中国本身贫银以及明初推行铜钱的政策影响，金银的使用却屡被禁止。

明代中期走私贸易大兴，商业繁荣唤醒了对货币的呼唤，日本和拉美白银一前一后，大量流入了中国，满足了对货币替代品的需求。但由于白银不是官方发行的货币，而是民间自发使用的货币，使得政府对其毫无调控能力。并且其价值波动受海外影响巨大。（直到清代开海后不断购买日本铜矿铸币后才缓解这一状况）。

明末正值大三角贸易衰落和幕府锁国。这两点状况造成了白银流入量激减，中国出现银荒。随着战乱的到来，银价高涨和动荡的局势使得白银持有者趋向财富的避险和保值，使得大量白银被窖藏囤积，退出了流通领域。然而到了清代，时局平稳之后，白银又回到了流通领域。

明代的白银并未凭空消失，中国白银大量开始外流，要等到鸦片流入和失去关税自主权以后了。白银就像魔法一般，被西方人送进来，最后又被西方人拿了出去，读史至此，不禁怅然。

同时，白银还有一个有趣的去向，被做成了工艺品。尽管明初到中期，官方禁止贵金属交易，但是金银工艺品不在禁例之中，这个空子催生了明代庞大的金银器手工业。银子作为财富的象征成为了装饰品，当然兵荒马乱的年月它依旧可以当作通货使用，金银器成了保值利器。。

=======

再说为何不能流转到北京。

在税收折银不断普及的明末，要想搞清楚“白银去哪儿了”的问题，就需要搞清楚“税收去哪儿了？”的问题。

明末税收一直面临两个困境一是“收不拢“，二是“收不到”。

“收不拢“是因为明代的财政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税收的来源与去向分散而混乱。由于明朝建立之初采取了实物税为主的赋税制度，不同计量单位的税收无法进行汇总，也没有统一履行中央财政职能的机关，更没有一个国库，使得中央缺乏统一调配税收的能力。

地方地方税收往往由两部分组成，起运和存留。起运指的是输往中央和其他度支地的税收总和。然而问题在于，基层税收并非集中在一起统一运往某个中继点，然后转运分流到各个地方和部门，一般分为民运，军运，漕运，等等。而运输税收本身也是一种徭役，民运往往由纳税者自己承担。

简单地举例：A地需要军费，包含军饷的白银，军粮，草料。B地税收折银，C地缴纳粮食，D地缴纳草料。在调配时，B地的白银会运往太仓，然后拨给A地，而C和D地的草料直接运往A地。实际情况更为复杂。难怪黄仁宇在形容明代税收时，将其比喻成“注入沼泽的河流，有无数的分叉和支流。”

正是由于这种纷杂的制度存在，朝廷无法有效地调配税收，不能将税收用在刀刃上。尤其是为了应对战争，需要额外开支的时候，很难从纷繁的收支渠道中归拢资源，最后只能加派。

而”收不到“税则是因为明代混乱的货币兑换体系。明末的税收并不仅仅是白银，而是由白银和实物税两部分组成的。尽管万历以来明朝进行了不断地货币改革，不断缩小实物税比率，提高税收的白银化程度，但是在一个官方没有能力发行和调控货币的国家，进行“折银纳税“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

以整个明代为基准来看的话，税收始终是以实物税为主的。田赋盐课绢布始终占据税收的主流地位，即便在张居正折银纳税之后，税收的白银化比率也不过三成左右，即便到崇祯朝时期，税收的白银化程度也不过四成到五成左右。

对于税负的承担者：广大基层农民而言，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纳税时实物税与白银都要上缴。然而造成税收难以为继的问题也出现于此，由于缺乏成熟商业和金融市场的明代，税负白银化比例的上升，一方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税收的流失，只有商人从中得利。

对于农民而言，白银并不是保值品，粮食才是。尤其到了战乱与灾荒的年月，白银往往很难兑换成粮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为了纳税将粮食兑换成白银则又要遭受到两个“汇率”的盘剥，一个是市场的米价，一个是纳税时的折银比。因为政府的征税基准始终是“粮食”，但是却必须折算为“白银”结算。而不是直接征收具体数额的白银。

另一方面，由于粮长制度的废除，农民的缴纳的税款不再由粮长汇总后统一折银，而必须自己兑换白银，直接缴纳给官府，既所谓的“官收官解”。由此一来，过去由粮长承担的金融风险被转嫁给了每一个基层农民。

在明末白银输入量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银贵米贱”的局面。将粮食和布匹兑换成白银的时候，农民所依照的是商人把控的市场汇率，由于缺乏监管，商人往往会压低米价，白银流入减少造成的通货紧缩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白银在交付官府的时候，其数额依据的是你田地粮食的产量进行折算，既所谓“计亩归银”。但问题是这个折银比往往是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脱钩的，搞到最后农民要卖出比名义数额高的多粮食才能完纳税款。而缴税的过程中又充斥着各种贪污，克扣，盘剥，火耗的问题，最后农民总是承担着比名义税率高的多的税负。

不仅如此，有一个与直觉不同的现象长期存在：明代往往越贫穷的地区税负折银的比率越高。而商业越发达交通越便利的地区交的实物税却越多。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粮食丝绸产量高、又有漕运之便，作为“正色”的实物税征集很容易完成，而偏远地区往往粮不足额，实物税部分无法完纳的情况下，可以用白银抵偿，同时由于交通又不便，为了方便运输，更倾向于征缴白银。

但悖论在于，越是偏远地区，越缺乏商业市场，农民兑换白银的成本越高，其结果就是税收白银化程度越高，农民负担越重，越是贫困地区，造成的赋税压力越大。伴随着银价越高腾带来的各种损失，农民最终就把闯王召唤出来了。

官府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收上来的白银，再经过几次折腾以后，又归于商人之手。官府收到的实物税中，有一部分也要折银以节省运输损失，而将白银运送到目的地后也需要采购粮食物料（如九边年例）。结果就必须要通过商人和市场进行买卖。但由于毫无金融调控能力，把持粮食和白银的地主和商人就可以利用米价和银价的剪刀差从中套利。最后结局就是，绝大多数白银沉淀在了他们手里，怎么样也流不进朝廷的府库中去。

战乱来临，商人地主开始藏银，使得白银不断退出流通，结果不仅造成通货紧缩，而且农民缴税越来越难，负担越来越重。同时由于官方货币体系失效，税收渠道失灵，缺钱既没法依靠增发货币解决危机，也无法在税收体系内拆东补西，剩下的选择，只有继续加派税收一途。由是恶性循环，百姓反了，皇帝死了，藩王乱了，以至灭亡，何其凄惨。然而那些聚拢了大量白银的地主与商人阶层，笑逐颜开地迎接那即将到来的新王朝。

=========================

上文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明代税收渠道的纷杂混乱，一个是明代税负的折银纳税的比率问题。通过具体的数据，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个问题。

上文中提到过，明代税收缺乏统一管理，多线程直接调配税收，导致了整个财政系统的混乱。对于这一点，万历六年（1578年）的河南省夏税的收支情况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数据来源：《万历会计录》第七卷

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个河南省税收的去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河南省的税收最终并没有归于一个统一的府库，而是根据各个部门以及周边的需要，点对点直接运送过去。中央并不能统一支配一个地区的税收。

此外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夏税折银率达到了四成，而在一条鞭法实施的前夕，实物税是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相较于富庶的江南，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纳税折银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数据来源：《万历会计录》第二卷

上图是同年浙江省的税收构成。从中可以发现，由于京杭大运河的便利，浙江省起运的粮食已经完全折银漕运，然而其税收构成中最重要的则是丝棉，丝棉的缴纳九成依旧是以实物税的形式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由于南方农业发达，运输便利，官定米价要比河南便宜的多。

而官方定下纳税折银率是非常有利于江南的，浙江拥有发达的商品市场，农业也以经济作物为主，纳税也以实物为主流，因此白银的波动对于纳税人本身的影响远不如河南巨大。以粮食为主要农作物的河南，农民纳银缴税，承担的金融风险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