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种业芯片”，专家们这样说

 

刘录祥：种业应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种子是农业芯片，事关国人饭碗端得稳不稳。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如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小麦单产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

在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眼中，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育种体系尚不完善，满足产业发展现实需求的重大突破新品种不多。解决种业卡脖子风险，应注重产学研结合，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切实保障种业政策和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 受访者供图

育种科技助力粮食安全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的难题、短板、优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录祥：蔬菜、糖类、菌类等种质需要破难题。一些高端蔬菜如西兰花等基本需要引进国外种子，糖料的自给率低需大量进口，白色金针菇等工厂化生产的菌菇也基本使用的是国外菌种。

大豆、玉米、油料、马铃薯等种质需补短板。我国大豆种源自给率为100%，玉米达到90%以上，但在单产能力方面，我国大豆、玉米只有国外发达国家的60%左右，需要进一步加强。2020年，中国大豆单产是每亩132公斤，美国为每亩225公斤。

处在强优势地位是小麦、水稻。2021年，中国小麦总产量为13694万吨，位列全球第一；单位面积产量为5810.6公斤/公顷，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320.6公斤/公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明显领先优势。

整体来说，十三五以来，在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及七大农作物育种重点专项等政策和计划推动下，不管是口粮作物水稻、小麦，还是蔬菜方面的育种技术，我国种业都有显著进步，一些蔬菜品种如花椰菜等已经可以和国外相媲美。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粮食产能之所以能够呈现阶梯式增长，得益于育种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全方位支撑。

新京报：在种业卡脖子问题上，我国为什么长久以来难以突破？

刘录祥：温饱是过去几十年里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所以我国会大量引进国外种子或粮食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一时期，国内对育种技术的基础研究较少。随着国内经济提升，温饱问题解决后，下一步的着力点放在了吃好及粮食安全方面，这就涉及育种科技。随着国家进一步战略部署和产业健康发展，种业卡脖子问题终将会解决。

新京报：我国农作物育种体系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录祥：我国育种体系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产生了绿色超级稻、节水抗旱小麦等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但在主要农作物上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模仿育种，同质化品种较大。国外优势种业企业的农作物品种测试一般在上百个种植点进行，而国内企业开展联合育种时间不长，品种测试的规模和品种研究的持续性还有欠缺。培育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这就需要稳定的机制、稳定的团队、稳定的经费支持，还要科研院所和企业长期坚持联合育种。对于种业下游青年人才成长中依然存在的唯论文、唯学历的评价体系，将严重制约我国现代育种体系的构建。

防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新京报：对于我国未来种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刘录祥：首先，应深度探索将产学研有效结合的机制。研究院所、大学有种业资源和人才，具有种业公益性基础支撑作用。种业企业在种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市场开发方面有优势，具有市场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机制，整合利用好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其次，要切实保障出台的政策和行动计划真正落实。我们的种业振兴方案顶层设计已经定格，技术路线、分步走方案都非常明确，重点是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紧抓落实。第三，建议重视海外粮食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国内的种业研究成果要走出去，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完善本国的育种科技自主发展体系，以此推动世界范围的粮食安全。

新京报：科技在种业振兴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录祥：种业振兴根本靠科技，提升育种科技的关键是人才，尤其是引进和培养具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专业化种业人才。

胡冰川：种业科技应落到商业化

扶优企业是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一招。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如何？种业建设的有效主体是谁？如何支持企业助推种业振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近期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种子市场容量世界第一，竞争规模和优势比其他国家强，种业前途充满希望。我国种业发展需以企业为主体，将种业科技落实到商业化层面，政府需为此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 受访者供图

企业是种业发展主体

新京报：我国种业建设的有效主体是谁？

胡冰川：现代种业以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和突变论为起点。我国在6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种业建设主要依靠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主导的公益性育种，这样的公益性投入带来大量的科技论文和专利，但并不解决现实问题，缺乏明确的导向性目标。改革开放以后，种业企业迎来发展，在育种方面的商业投入增多，逐步看到种业发展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新京报：我国种业现状如何？卡脖子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冰川：如果说种业发达国家处在壮年期，国内种业就是蓬勃生长的青年期。国内种业科技进步显著，实验室技术与国外几乎无差距，分子育种、智慧育种方面技术成果斐然，但很多成果未落实到商业化层面。在商品种子时代，任何一种科技的进步都需要市场检验，只有科技和商业同时成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中国种业与国外水平的差距大致与高科技差距接近，也存在类似的卡脖子可能性，只是表现方式与光刻机不太一样。以商业视角来看中国种业发展，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境，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使得套牌种子的侵权违法乱象未获得根治，这就需要法律和执法部门进一步保护种业知识产权。

此外，种源卡脖子有时并不是无种可用，很多时候是种源堪用与致用的区别。以玉米种子为例，2019年美国玉米单产纪录是每亩2.58吨，同期中国示范田玉米最高亩产达1.66吨。当前中美玉米单产差距主要表现在种植密度和单株产量，而两个指标取决于品种的耐密性和抗逆性，底子是品种差异，实际反映的是育种科技水平差异。国内的育种科技有进步也有诸多不足，要交智商税来获取国外优质种子。只要突破技术硬差距，就可以用低价、高效的种子来造福自己。

种业振兴高点在前路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做到种业振兴？

胡冰川：对于种业发展而言，技术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价值实现，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耐心和战略定力。当前种业发达国家各自的发展策略不同，例如荷兰、日本等国，受制于地理空间因素，种子研发与市场实现往往采取细分策略，而美国大田作物种业更为成熟。目前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所有品种上获得全部成功。我国种子市场容量世界第一，这意味着种业市场体量比别人大，竞争规模和优势比其他国家强，我对中国种业前途充满希望。

从着力点来说，种业振兴不是一时之功，要不断更新迭代，跟人类社会长期共存发展。种业振兴这座山永远翻不过去，它的高点永远在前路。利润、市占率、新品研发速度、知识产权这些指标是用来衡量种业企业是否优秀的，但从国家角度来说，种业必须不断涌现新的物种、新的性状、新的商业机会，只有这样才会造福人类。

新京报：对政府扶持种业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胡冰川：国家应给予种业企业财政支持做风险投资，促进企业之间、种业市场的有效竞争。种业发展还需要配套且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尤其是竞争机制，政府要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加强执法、立法，保护知识产权。政策上，应给予农业高层次人才、科研院所一些商业化激励机制，破除唯论文的评价体系。当然，一些资金投入应该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别让政府的扶持变成培养企业巨婴的温室。

胡红浪：水产商业化育种体系尚待健全

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60%，连续33年居世界第一。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胡红浪看来，我国水产养殖种类极大丰富，养殖水产品人均年占有量37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巨大的市场需求是推动产业发展和育种创新的重要动力，为我国水产种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需求侧基础。

丰富的水产品离不开大海的馈赠。与畜禽业不同，我国水产养殖业面临育种难度大、种源质量有待提升等难题。胡红浪认为，国家选出121家水产种业阵型企业进行扶持，按照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分类，是对水产种业的精准扶持、聚焦难题、各个突破。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胡红浪。 受访者供图

基本实现中国鱼主要用中国种

新京报：近年来我国水产种源自给方面有哪些突破？还有哪些卡脖子问题？

胡红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启大规模引种。据不完全统计，从国外引进水产养殖种类超过140种。近年来，罗氏沼虾、罗非鱼等种源实现完全自给，加州鲈、斑点叉尾鮰等实现大部分自给。水产养殖用种的种源自给率相当高，年提供苗种6万亿尾（粒）以上，基本实现中国鱼主要用中国种。从全球看，我国在种质资源保存、常规方法育种、良种规模化繁育等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有领先地位。

不过，南美白对虾种虾、优质鲑鳟发眼卵（三倍体）、鳗鲡苗种等仍需依靠进口，种源面临国外限制风险。尤其是南美白对虾养殖规模大，一对种虾市场价高达1000元，如果遇到外国企业断供，虾苗生产供应就会被动。

新京报：我国水产种业企业目前发展情况怎样？

胡红浪：根据2021年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结果，全国水产养殖主体超过90万家，其中水产种业企业1.9万余家，出现广东海兴农、山东好当家、辽宁光合蟹业等一批育繁推一体化优势企业。海南宝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海兴农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数丰、浙江南太湖等水产种业有限公司，分别在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国内种苗市场占有率较高，有的在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市场占有率。

新京报：水产种业阵型企业按照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进行分类，将解决哪些问题？

胡红浪：破难题阵型中的物种有育种难度大、人工繁育技术未突破、规模化育苗技术尚未建立、种源依赖进口等问题。如青鱼、草鱼、鲢、鳙四大家鱼存在育种周期长、经济效益低且没有企业愿意做育种等问题；补短板阵型聚焦有一定基础但培育的品种市场占有率不高、部分种源还依赖进口的物种，如鳜、鲟、大黄鱼等；强优势阵型聚焦有较好基础且品种市场竞争力强、有些还可参与国际竞争的物种，如鲤、鲫、罗非鱼等。

此次筛选出不同阵型的优势企业，通过给予分类指导、精准扶持，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将做优做强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

实现新品种培育1到N跨越

新京报：我国水产种业发展还面临哪些问题？

胡红浪：水产种业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待解决。从育种技术看，大多数企业采用群体选育和家系选育技术，选择进程缓慢，随着多代选育，会出现生产性能提高缓慢和近交衰退等现象。从企业角度看，育种具有投资大、收效慢、风险高的特点，目前水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未建立，对市场上出现的套牌侵权、无证经营、出售假劣苗种等问题缺乏有力监管；中小企业普遍满足于苗种繁育环节盈利，研发能力较弱。育种创新不足，四大家鱼产量占养殖产量四分之一以上，仅鲢有新品种。鲤和鲫新品种数量较多，但苗种价格低，市场销售份额中占比很小。融资渠道狭窄，企业总体规模偏小。

新京报：你对水产种业未来有哪些期待？

胡红浪：从技术创新方面加强联合攻关，提升育种技术水平，从实现0到1的突破，即实现育种技术的精准、高效，到1到N的跨越，即从一个品种的突破到多个品种的培育；加强机制创新，引导育种方向目标符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提高育种成果转化率；加强制度创新，推进我国水产种业商业化育种体系建立和高质量发展。

2022年9月13日产经周刊《种业芯片攻坚》。

新京报记者 / 刘欢 秦胜南

编辑 / 郭铁 张明璇

校对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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