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半导体“泰斗”黄喆周：全球供应链不应该、也不能排除任何一个国家！

 

8月24日是中韩建交30周年纪念。回望中韩交流史，迅猛发展的经贸往来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不过，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以及全球贸易、产业保护主义兴起，尤其是以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为代表的排他性联盟的诞生，使中韩科技合作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权小星日前采访了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韩国创新企业协会名誉会长、周星工程株式会社CEO黄喆周，就如何培育创新型企业，以及中韩科技合作前景展开讨论。

谈全球供应链：

排除任何国家都不可取

记者：韩国半导体产业所生产的芯片，很大一部分都销往中国。您如何看待中韩两国的合作？

黄喆周：您提到的这个问题，让我回想起我和中国企业接洽的经历。

我们公司有一个传统：接待外国客人时，公司主楼会悬挂该国国旗，以示重视。最早的时候，经常看到挂日本国旗，因为我们对于日本材料及设备部件的依赖较大。

后来挂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旗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设备技术提高了，开始参加更高级别的供应链，与许多掌握核心话语权的企业接洽。

如今，五星红旗成为除了韩国国旗外，此处最常见的一面国旗。

公司大楼外的中国国旗

在本世纪初，我们也曾和一批中国企业接洽。但当时中国企业与韩国企业有至少5~6代差距，能够促成的合作少之又少。大多数时候只能看着中国企业家一边感叹，一边走出大楼。

到了近十年，情况悄然发生改变。中国拥有巨大的芯片需求市场，由此逐渐走近韩国供应链之中。同时，中国的基础技术提升，我们同中国企业的合资、合作项目逐渐增多。

记者：2019年，韩日爆发贸易危机，日本宣布对韩国断供高性能材料。如今，美国试图拉拢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被外界认为具有排华性质。在您看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韩国半导体的供应链产生什么影响？

黄喆周：自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曾经让韩国半导体企业长期享受繁荣，也让韩国生产商，即便未对上下游做太多规划，依然通过合理且顺畅的全球分工，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目前，这个供应链正在经历严峻的挑战。

测试一个新的材料或部件，需要对生产线暂停近一周、甚至半个月，这个过程会导致数亿乃至数十亿韩元的直接损失，还可能会造成停产、信誉危机。半导体产业比任何产业都更讲究可信度与稳定性。

黄喆周

对于CHIP 4问题，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信息，我也不是一名政治家，没法对背后逻辑做详尽的评价。

但作为企业家和研究者，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目前的半导体全球供应链，已经无法排除，更不应该排除任何一个环节。既需要上游、也需要下游，既需要技术来推动产品，更需要来自市场的稳定性，来让企业更有信心去生产甚至加大投资。这很重要。

谈发展往事：

韩国芯片如何打破美日垄断

记者：您作为韩国第一代半导体人，经历过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在您看来，韩国如何从一个一贫如洗的轻工业国，逐步实现半导体的腾飞？

黄喆周：韩国之所以能够生产出芯片，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但更多是因为韩国第一代半导体人的奋斗。

上世纪70年代，韩国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提出要研发芯片。但当时韩国工业基础薄弱，连芯片所需要的材料都一无所知，这看起来像痴人说梦。甚至有日本企业直接表态说，韩国GDP水平低，半导体不适合，应该去做布娃娃。

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韩国企业也常被拒绝提供数据。我在工科院校就读的时候，老师就曾经描述，美国和日本的企业一方面向韩国收取顾问费，另一方面却对参数和工厂数据遮遮掩掩，以至于韩国工程师在参观工厂时不得不用手掌、身高和步伐数等五花八门的手段来记录大概参数。

在我们行业，能够生产、能够完整地生产以及能够保证利润地生产，天差地别。为了填补这些技术鸿沟，韩国敢于向各国人士求助，其中也包括美日等竞争对象国家。20世纪末期，韩国半导体面临美国制裁，也是这批人向韩国企业支招，危机得以解决。如今，我所在的公司除了韩国本土人才，也有一批来自中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员工，也有中国人曾在研发部门工作。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惧怕想象，即便是胡思乱想。正因为那些敢想的企业家、学者拥有看似遥远的梦想，韩国半导体产业才能腾飞。

记者：从20世纪70年代，三星开始研发芯片算起，韩国半导体产业差不多经历了50年的发展史。您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呈现了什么样的特征？

黄喆周：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美日等国数十年完成的发展程度。在我看来，其特点以大企业为主导，忽视了在设备、材料及部件等上下游层面的培育，这直接导致韩国的芯片供应链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我们要承认，韩国作为后发者，在本土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大前提下，首先将力量投入到能够直接面向市场出售的芯片本身，是合理的选择，也能保证产业利润。

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也直接导致行业和政府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将全产业链做起来。毕竟这门槛很高、投入很大，且利润回报时间很长，而韩国很多芯片成品厂商，也没有意识到扶持产业链的重要性。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韩国国内没有一家芯片设备、材料及部件厂商的市值超过2万亿韩元，这是在半导体产业内，认为其能够形成规模效应、进而降低成本的最低标准。对于高精度光刻机有着垄断性地位的荷兰ASML市值超过340万亿韩元；在中国，也出现了市值达到30万亿韩元的企业。

我再以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产品举例子：我们生产涵盖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光伏等不同产业的工程设备，其中半导体层面主要生产制造芯片所需的CVD薄膜设备（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属于芯片行业的上游产品，也是技术壁垒较高的一类产品。这种设备主要用于生产覆盖每一个芯片圆盘上的薄膜，主要是支撑光刻胶等化学气相机电工程的重要一环，也是决定芯片自身稳定性能与良品率的重要环节。

目前，我公司的供货量占据全球前三名。而在全球有能力供货同类产品的企业不超过10家的背景下，我们公司依旧是榜单内市值最低的公司，这种状态，对于培育韩国的行业生态圈，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谈未来：

要善用人才 也要善于想象

记者：一直以来，您致力于扶持韩国创新型企业的生态链。请问您如何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创新动力？

黄喆周：守旧的既得利益者，才是创新最大的敌人。模仿者需要经验与学历；而创新者需要热情、斗志与忍耐。

当企业进入一定的积累阶段以后，纵使增加更多的工作量，也很难再提高成果，这与半导体行业在增加一定密度以后，摩尔定律难以继续生效有同等道理，因为你很难抵过一家成本比你更低，且比你更加急迫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公司。

在我的企业，员工近七成负责研发。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占到销售额的20%。因为我们是中小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将会是最快倒下的一批。扩大到韩国这个没有资源、没有内需市场的国家，这种迫切感同样如此。

比如，现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对于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包括3纳米、5纳米等超精细化工程也在持续。我们的创新点应该更向前一步，不仅要看到这些工程的研发，更应该看到量产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推出类似于针对高精度下ALD纳米薄膜工程的Guidance Series解决方案。

要做好创新，最需要依赖的就是人才。只有人，才是创造一切奇迹的根源。

记者：在您看来，韩国半导体产业未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黄喆周：我每次见到韩国政府、协会和媒体人士，都常说一句话：韩国虽然宣传自己是半导体强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一直认为，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材料、部件与设备的竞争力，但韩国在这个方面处于下流，尤其是韩国的很多芯片龙头企业，很多时候似乎不太敢做更多的想象。而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则面临技术研发后无处可用、无人买单的重大问题。

就比如，现在的芯片的原材料是使用硅，那么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如果五年后，科学家们发现了塑料、甚至是金属等新材料来制作芯片，且这个材料稳定性更好、成本更低，那会出现什么后果？现在这些企业基于硅的研发全部作废。

可惜，在现在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大概率是匆匆忙忙地在新材料上研发技术。不难想象，现有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小企业很难出挑，话语权被其他国家继续掌控。

本文作者权小星和黄喆周在2019年的合照

记者：最后，您如何看待中韩两国在未来30年的科技合作前景？

黄喆周：随着中国的技术能力发展，以及顶级产品的质量差距逐渐缩小，竞争会部分代替合作，这是一种常态。

因为疫情，我近期没法前往中国。在2020年以前，我几乎每个季度都去一次中国。2019年的时候，上海的一些朋友们来拜访我，曾希望一起建立中韩芯片合作的平台。虽然这个构想暂时搁浅，但我依旧认为，中韩产业界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韩国本土大型企业运营着一套封闭式、排他式的产业链，且半导体产业本身存在的巨大稳定性要求，导致中小企业很难突围。中国企业为韩国中小型企业，尤其是设备、材料及部件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研发动力和庞大的市场。这种机遇对于中小企业是一种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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